心理学与误判 · 1/20
激励偏差Incentive-Caused Bias
利益不只改变人怎么做,还会改变人真心觉得什么是对的。
同一份案卷,坐到原告席和被告席的人,看出了不同的公平。1995年,琳达·巴布科克、乔治·勒文斯坦等人发表了一项经典谈判实验。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等三所学校的学生,阅读同一宗交通事故的材料,再扮演原告或被告谈赔偿。提前知道角色的人,估计法官会判多少钱时,原告组的平均估计高于被告组;双方对公平赔偿的判断也向自己倾斜。研究者还为猜准判决设置了奖金。材料没变,利益位置一换,连值得拿奖金去押的判断都变了。
为什么成立
利益会进入判断事实的过程
靠成交拿佣金的顾问,能从同一份产品说明里读出更多优点。他更愿意相信高收益预测,把退出困难解释成长期投资所需的约束。**激励偏差最难察觉的地方,是人能真诚地相信对自己有利的结论。**收入、晋升、职位和声誉,都能给判断施加这样的方向。
人会给有利和不利的证据设不同门槛
当结论关系到自己的得失时,人更容易接受有利解释,却要求不利证据经受更严格的检查。产品赚钱,就归功于设计优秀;产品亏钱,就追问市场是否异常。每一步都能找到说得通的理由,拼起来却把判断推向同一个方向。这叫动机性推理:想得到的结果,参与了证据的筛选和评价。
材料越容许解释,利益越容易改变信念
预测需求、评估疗效、判断公平,都容许人选择指标、时间范围和比较对象。利益便能藏在这些选择里。开场实验把角色分配推迟到读完材料之后,双方判断的分歧随之缩小,说明利益位置能影响人如何理解证据。
改变判断条件,比要求公正更可靠
让顾问声明自己诚实,无法消除佣金带来的倾斜。更有效的办法是让报酬少依赖某个结论,在知道利益归属前写下评价标准,并让不从交易中获利的人复核原始材料。这样做,是把纠偏放到信念形成之前。
出处
它属于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动机性判断。芒格在1995年《人类误判心理学》演讲中,把激励力量被低估放在清单首位,并讨论激励造成的判断偏差。该名称由他推广;同年巴布科克等人发表的谈判实验,是相关的经典证据,并非这一现象的首次发现。
换个领域看
科学研究
资助与证据取舍
资助关系能提示审查方向,却未必改变研究者的信念。1967年,哈佛研究者发表糖业资助的心脏病综述。2016年,卡恩斯等人认为综述对糖与脂肪采用了不同证据标准,并据内部文件推断糖业影响了结论。2018年,约翰斯与奥本海默指出,赫格斯特接受委托前已表达相近判断。审查这类研究时,可追问作者如何选择和评价证据。
投资
持仓改变估值
持仓收益会让投资者对同一份财报改用更宽松的解释。准备买入时,他要求企业盈利稳定;买入后遇到利润下降,却认定那是为未来投入。他在估值表里调高远期增长率,算出的价值又支持继续持有。若先遮住自己的持仓信息,用事先写好的标准重算,判断就少了一股推力。
个人生活
便利变成道理
个人便利能被当事人真诚地理解成全家的最佳安排。夫妻商量谁接孩子,丈夫想保住下班后的健身时间,于是格外看重妻子绕路接送的好处:顺便买菜、孩子更习惯妈妈。他说服自己这是效率最高的分工。把双方新增的路程和耗时写在纸上,便利究竟落在谁身上就清楚了。
遇事时问自己
- 这个结论会让谁多赚钱、保住职位或获得声誉,包括我自己?
- 如果我的收益改由相反的结论决定,我还会怎样解释同一份证据?
- 我是否轻易接受了有利证据,却不断提高不利证据的证明门槛?
- 在知道谁会受益之前,我能先写下哪些评价标准和改变判断的条件?
- 谁能在不从这个结论中获利的情况下,复核原始材料和推理?
边界与误用
利益关系提示你检查判断,不能直接证明结论错误。拿佣金的顾问也能推荐合适的产品;没有直接报酬的人也会受职位和声誉影响。最常见的误用,是发现对方获利就否定他的全部论据,同时放过自己。刻意说假话与真诚信念被改变,区别在于说话者是否相信自己的说法;外部表现相同,内心状态却不同。当事实清晰、标准预先固定、结果能独立复核时,这种偏差可钻的空隙更小。检验应落在证据和评价尺度上。
练一练
软件团队试用一款自动编程工具。负责人能否晋升,取决于本季度是否完成推广。试用后,代码提交量增加,但返工时间也增加了。负责人真心认为工具有效:提交量说明效率提高,返工则是新人尚未熟练。他提出延长试用,却不愿提前约定什么结果算失败。
哪一步最能帮助团队判断工具是否值得推广?
说明依据有助于讨论,真诚也比刻意隐瞒更可信。但人可能真心相信有利于自己晋升的解释,真诚不能代替证据检查。
更多数据可能减少短期波动,所以延长试用很合理。但如果成败标准仍可随结果调整,新数据也可能继续被解释成支持推广。
晋升安排确实值得检查。但它只能提示判断可能倾斜,不能证明工具无效,仍需比较收益和成本。
先固定评价尺度,能减少事后改换解释的空间。让不靠推广获利的人复核,也能检查负责人是否对两类证据用了不同标准。
晋升利益可能让负责人更容易接受提交量增加,却对返工增加提出额外解释。关键是检查证据是否受到同等对待,并在下一轮结果出来前固定标准。
你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,曾公开推动安装人脸识别门禁。运行半年后,外来人员进入的次数下降,老人被挡在门外的投诉却增加了。你真心觉得方案成功,把前者当成安全改善,把后者当成少数居民不愿学习。你没有拿钱,但担心撤掉设备会让邻居觉得你办事不靠谱。
哪种判断最站得住?
撤掉设备会损害你的声誉,这可能让你对投诉采用更苛刻的解释。应把安全收益和使用成本放到同一套标准下比较。
投诉说明方案有成本,也让维护声誉的倾向更值得留意。但有成本不等于方案不值得保留,还要评估安全收益和可行替代方案。
技术知识确实可能影响判断。但这里还有保住办事声誉的利益,没有收钱并不意味着判断没有受到利益推动。
愿意公开解释会让人觉得坦诚。但坦诚的人也可能真心轻看不利证据,仍需检查投诉为何被归因于居民。
声誉也能给判断施加方向,尤其当一个方案与自己的能力评价绑在一起时。发现这种关系后,应重新检查评价尺度,而不是直接判定方案失败。
一则食品安全报道披露,检验员按放行批次数领取奖金。他收到不合格的检测结果后,在内部聊天中写道:“这批确实超标,照实填就拿不到奖金。”随后,他把报告中的数值改到合格范围。有人据此认为,奖金让他真心觉得这批食品符合标准。
依据已披露的材料,哪种解释最站得住?
比较其他报告有助于了解问题有多普遍。但判断这一次是否明知作假,已有原始结果、聊天记录和修改行为作为依据。
考核压力能解释为什么有人修改记录。但这里他明确把修改与奖金联系起来,已有证据支持奖金影响了行为。
材料支持的是明知作假。利益推动行为,与利益让人真心相信错误结论,需要用不同证据来判断。
利益确实可能改变人对证据的理解,所以这个解释很容易想到。但聊天记录表明他知道超标,修改报告不能证明他的信念也改变了。
这件事有明确的利益诱因,但没有显示检验员真心改变了判断。他承认超标后修改数字,说明的是刻意造假;不能仅因有奖金,就把行为变化解释成信念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