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理学与误判 · 14/20
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
看别人失误,我们容易怪性格;看自己失误,却更容易看见处境。
出题的人显得更博学,优势却来自他能挑自己会的题。1977年,斯坦福大学的李·罗斯等人发表了一项问答研究。在实验1中,学生随机担任出题者或答题者。出题者从自己熟悉的知识里编出十道难题,答题者现场作答。问答结束后,双方评价彼此的知识水平,答题者给出题者更高评价。在实验2中,旁观者观看两名实验助手重演问答,被告知角色随机分配,也给出题者更高评价。人们把出题权带来的表现优势,算到了个人头上。
为什么成立
我们容易把眼前的表现当成人的底色
同事开会时语气生硬,你觉得他难相处。自己语气生硬,你想到刚被客户催了三遍。基本归因错误指的是:解释别人的行为时,过分看重性格、能力等个人特征,低估处境的影响。处境已经能解释一部分行为,我们却仍把这部分算给了人。
人容易看见,约束需要追问
观察别人时,他的表情、语气和动作占据注意力,背后的限制却不直接露面。我们听见同事打断别人,却看不见他收到的紧急消息,也不知道会议只剩两分钟。性格标签很快就能给出解释。查清时间压力、可选行动和前因后果,则要花更多精力。
知道约束存在,也不等于充分计入了约束。我们可以先从行为推断特征,再根据处境修正判断。忙碌或分心时,修正容易停在半路。问答实验里的旁观者知道谁有出题权,评价时仍把双方当成在同一条件下展示知识。
自己掌握的背景更多
解释自己时,我们能想起当时的目标、压力和过去的表现。解释别人时,我们手里只有眼前这一幕。这种信息差推动了“他性格差,我有苦衷”的判断。严格说,基本归因错误关注的是我们如何低估处境对别人的影响。把自己与别人放在一起比较,还涉及行动者与观察者的归因差异。
出处
它来自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研究。弗里茨·海德在1958年系统讨论人如何解释行为。李·罗斯在1977年提出“基本归因错误”这一名称。经典证据是琼斯与哈里斯1967年的卡斯特罗文章实验。读者明知文章立场由任务指定,仍据此推断作者的真实态度。
换个领域看
工作
延误藏在交接处
给员工贴上“拖拉”的标签,会让主管错过真正卡住交付的环节。一位设计师连续两次晚交稿,主管认定他缺乏责任心。自己晚批稿,主管却解释为会议太多。记录显示,两次设计都因等待需求确认耽搁了三天。把确认时间写进排期后,主管才能查清设计师拿到完整需求后用了多久。
投资
差生意困住能人
企业回报差,原因可以在行业里,而非经理的能力里。1985年,伯克希尔关闭纺织业务。巴菲特在当年股东信中肯定经理的能力和努力。他同时说明,全球竞争与过剩产能压低了回报。分析这类企业,先比较同行利润与成本处境。把亏损全归为管理无能,会误以为换个经理就能救活投资。
个人生活
迟到有两套解释
同一次迟到,在双方嘴里能变成两种故事。伴侣约好六点吃饭,六点半才到,你觉得他不重视你。上周自己迟到,却记得地铁停运和临时加班。先问他几点出门、途中发生了什么,再看他是否提前通知。这样谈的是出门时间、交通和通知,而不是围绕“你就是自私”争吵。
遇事时问自己
- 我亲眼看见了哪些行为,又额外推断了哪些性格或能力?
- 他当时能选择什么,哪些时间、信息或资源限制了他的选择?
- 换一个人处在相同条件下,也会做出类似行为吗?
- 他换了处境是否仍这样,同一处境里的其他人是否也这样?
- 如果这是我做的,我会补充什么背景,这些背景对他是否也成立?
边界与误用
有充分选择空间、又跨处境反复出现的行为,能为判断个人特征提供证据。一个人在不同团队里多次篡改记录,而且有诚实报告的渠道。这时,处境解释不足以推翻对其诚信的判断。最常见的误用,是找到一个困难,便要求免除责任;解释原因与追究责任可以同时成立。自他归因差异也有边界。马勒2006年的元分析未发现普遍稳定的整体差异,结果随事件性质、双方关系和测量方式而变。
练一练
客服主管准备给退款专员写下“缺乏耐心”的考核评语。这名专员的满意度连续一个月低于物流咨询专员。主管各抽听了五通电话,发现退款专员更常打断客户。系统记录显示,前者主要处理退款争议,后者主要回答包裹到哪了。
主管下一步怎样做,最能检验这项判断?
退款争议更难处理,撤回低分看起来更公平。但任务解释了多少差距还没查清,不能把全部差距都算给工单。
先比较同类任务,再判断行为差异。打断是看得见的行为,“缺乏耐心”还需要查清原因。
投诉比几通录音更直接,容易被当成更有力的证据。但退款争议本身就可能带来更多投诉,换个指标没有消除任务差异。
多听一些电话能减少偶然误差,让证据显得更扎实。但任务一直不同,多听也不能分清争议难度与个人表现。
退款专员面对的冲突更多,满意度和打断次数都可能受任务影响。直接据此判断他缺乏耐心,就把部分处境影响算到了个人头上。比较同类任务,才能看清个人表现。
你准备购买一只基金,查到基金经理先后在三家机构隐瞒亏损持仓。三家的考核方式不同,都有正常披露亏损的渠道,调查也确认他知道流程。一位共同投资的朋友说:“这行压力太大,不能凭这些事判断他的诚信。”
哪种判断最站得住?
隐瞒亏损容易让人怀疑他的整体水平。但诚信证据不能直接变成投资能力证据,未来收益还要另作分析。
共同的行业压力确实值得考虑。但有压力不等于只能隐瞒,也不足以抹去他多次放弃诚实披露的证据。
排除压力后再判断,看起来更谨慎。但已有不同机构里的重复行为,也有诚实披露的选择,不必等到压力完全消失。
他在不同机构都有披露渠道,却反复选择隐瞒。这些有选择空间的重复行为,可以支持对个人特征的判断。
考虑处境,是为了判断它能解释多少行为。这里已有跨机构的重复行为,也有明确的诚实选择。用行业压力排除所有诚信判断,就把这个模型用过了头。
三位朋友自驾去露营。坐在副驾驶、负责导航的朋友一路很少聊天,也没主动拍照,你觉得她对这次出游不上心。到服务区时,你才发现她一直在查绕行路线和充电站,手机电量只剩百分之八。
哪一步最有助于检验“她对出游不上心”的判断?
减轻她承担的任务,再观察行为是否变化。这能检验沉默和少拍照有多少来自当时的限制。
同车同路看起来提供了公平的比较。但三人承担的任务不同,能用于聊天和拍照的注意力也不同。
活动偏好确实会影响兴致,直接询问也能补充信息。但只查偏好,会漏掉眼前已经明确的导航任务和电量限制。
过去的表现能帮助判断是否一贯如此。但聚会时未必需要持续导航,过去的表现不能替代对这次任务的检查。
少聊天、少拍照是行为,“不上心”是对态度的推断。导航任务和手机电量可能已经解释了部分表现。减轻这些限制后再观察,能让判断更有依据。